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初现端倪

●在姚江流域发现又一处重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遗址

●干栏式木构建筑与河埠设施直观展现古村落布局形态

●东西两部分早晚堆积的明显落差，表明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自然环境突变的事实

●保存完好的木桨和墓葬等丰富遗存，更加充实了河姆渡文化内涵本报讯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余姚市三七市镇相岙村岙口小盆地中部，一个名为田螺山的小山头（现存最高处海拔仅为５米）周围，西南距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７公里。经钻探，遗址总面积约３万平方米，地下２、３米深处保存着一个完整的古村落，形成的时间跨度在１５００年以上。

　　２００１年底，当地一家个体企业（热处理厂）因生产用水而打井的过程中，这个遗址被发现。今年２月１８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发了３００平方米。经过４个多月的紧张发掘，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收获。

　　发掘区处在整个遗址范围的西北部，田螺山西南侧。地层堆积最大厚度在３５０厘米左右，目前主要分为８个地层。东边７个探方的大部分范围内，文化层暴露很浅，距水稻田面仅３０厘米左右；西边Ｔ１０３内的水田下直接出现的是约２米厚的淤泥层，其下覆盖着第⑤层以下的文化层。因此，形成了东、西两部分发掘范围内文化层的明显落差。这个现象直接地反映了遗址形成过程中周围自然环境剧烈变化的历史背景，并根据出土遗物推断，出现这一环境剧变事件的年代应在河姆渡文化中期，即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由于地下水位的关系，距地表较浅的第③、④层内基本未见有机质遗物，而以灰褐色泥质陶、红褐色夹砂陶类遗物为主，器形中出现了侈口浅腹绳纹陶釜和以不规整柱状足为特征的陶鼎共存的局面，还有少量石器和玉器，其中带有植物茎秆印痕的烧土块，数量很多，这也许与建筑形式的改变有关。遗迹只有一些不太有分布规律的石块、红烧土块和零星灰坑、带小块垫木的柱坑、墓葬，也能初步看出当时建筑形态、技术和村落布局的一些特征。

　　第④层下，出现了比较密集的小土坑和分布不太规则的带不同层次垫板（木础）的“柱坑”。前者的坑体大小和形态与柱坑相似，只是底部没有任何垫木，反而往往有薄薄的淤沙层和一些橡子残留，而有的是１、２件略残破的陶器，所以，它们多数很可能是食物储藏坑性质的遗迹。后者，坑口形状多是不规整的方、圆形，边长或直径，还有深度多在６０厘米上下，最大的特征是它们的底部常有一块以上的厚薄不一的多层垫板，其中有一个柱坑内竟错向摞叠着６层木板，总厚度达５０厘米，堪称河姆渡文化木构建筑遗迹中的一绝。不过发掘范围内几乎不见直立于垫板上面的木柱，但根据其他遗址中类似发现的完整情况，可比较明确地判断为木构建筑基址的组成部分——柱坑，并从这些柱坑的形态和木板的加工、处置技术来看，它们代表了以“挖坑、垫板、立柱”作为木构建筑基础营造技术的成熟形式。

　　上述２种“坑”的地层层位也基本一致，分布位置挨近甚至错落，还有少量的打破关系。这类现象至少说明，当时的地面适合挖坑和进行简单的活动，但没有也不能作为稳定的日常居住地面，而从个别柱坑旁仍矗立着早期木柱的情形来看，这个阶段的建筑形式应该还是干栏式的，而且年代上会早到河姆渡文化第二期。

　　由于埋藏深度的加大，第⑤、⑥层中出土了除大量垫板以外的骨、角、牙类等动物性遗存，但更不易保存的木屑、果核、种子、米粒等植物性遗存还不多；而器形和装饰比较简单的侈口、敛口、直口陶釜、陶罐、盆、钵类生活器具的碎片很多，另外，以骨镞为主的骨器、石器也大量出现。而第⑤层下的遗迹较少，特别是在Ｔ２０３的偏西位置，出土了数座位于居住区附近的简单墓葬，它们均没有明显的墓坑、葬具和随葬品，而且多数肢骨残缺不全，位置散乱无序，骨骸形态特征多显示为少年和青壮年。所以，这些墓葬很可能是属于非正常死亡所致的二次葬。

　　受稳定的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距地表２米多深的第⑥层以下堆积中出现了异常丰富的木屑、木炭颗粒、树枝树叶、菱角、橡子、芡实、葫芦、酸枣、炭化米粒、动物碎骨等有机质遗存，它们在土壤中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泥土，反映了遗址早期更加温暖湿润的生存环境。

　　更主要的是在东边探方的大部分范围内出土了排列整齐、加工规整、工艺熟练、用材讲究的众多方体木柱，它们多数露头于第⑤层以下，而在第⑥层下几乎都可找到柱坑开口，因此可以肯定，它们是该遗址中保存良好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也在河姆渡遗址同期遗迹中所少见。从野外多方面的证据（分布位置、柱列走向、用材种类、保存状况）可以明确，它们属于两个以上的建筑遗迹单元，虽然受揭露面积的局限，单元形态远未完整，但从柱子的分布趋势和遗址的空间布局特征分析，在目前发掘区东南方向应是这组建筑的主体所在，并在位置上靠近遗址的中心区块。这些柱子（方或扁方）的最大边长在４０厘米以上，多数为２０多厘米，坑口以上显露长度约３０—７０厘米，坑下埋深和底部处理情况尚不得而知，它们至少打破了第⑦、⑧层堆积。在Ｔ１０３方内的这２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夹炭、夹砂陶敛口釜，它们普遍自口沿到腹底分别装饰着压印锯刺纹、旋纹、蚶刺纹和细密错杂的绳纹。形态和装饰风格与河姆渡遗址第④层的同类器形如出一辙。因此，第⑥层下这组重要的建筑遗迹的年代应处于河姆渡文化二期偏早、一期偏晚阶段。

　　最西边的探方Ｔ１０３内，也在第⑥层下发现了早期木构遗迹，由２根横卧的首尾相连的粗大木材和左右两侧支撑、加护的一系列小木桩构成。对于它的性质，本来还是倾向于房屋建筑，但在其附近出土了２件完整无缺的木桨和一块残桨叶，并结合它正处于该遗址西部边缘较深的位置，可以推断，这遗迹很可能是一处临近河湖的小“码头”或河埠头、独木桥类设施，并且在层位上基本能与东边探方内的成片房屋建筑遗迹相联系。这一发现，对认识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形态是一个极好的视角。

　　在３００平方米发掘范围里的文化堆积尚未全部清理完成（约剩余１／４的工作量）的情况下，已出土较完整的各类文物约７６０件，质地有陶、石、玉、骨、角、牙、木等，出土文物的密度之大，很可能会超过河姆渡遗址。其中，有些器物还是以前很少出土过的。如一件刻画着人脸形的陶釜支脚、一件为大象头部形态的陶塑残块、几件制作粗朴的陶塑、一件侈口筒腹浅圜底陶釜、一件周身刻画着几何形和动物形图案的夹炭黑陶器、一件装饰华丽的夹炭红衣陶盘口釜和一件形体高大（高约９０厘米）的双耳深腹夹炭陶罐（瓮）等，更加珍稀的是在这么小的发掘范围里竟出土了３件保存完好、加工精细、形态各异的木桨，明确反映了当时的水上交通方式和生活环境，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在一个灰坑内还出土了一堆萤石、燧石制品，由３９件块状原料、管珠玦类半成品和２件燧石质钻具组成，对研究早期玉器的原料、器形、功用、工艺等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另外，还有大量陶片和保存尚好、丰富的各种动植物遗存。

　　通过田螺山遗址第一阶段的发掘，已初步看到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１、发掘和全面的钻探表明，田螺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在空间位置上与河姆渡遗址遥相呼应，并具有与河姆渡遗址相近的聚落规模和至少相似的年代跨度。因此，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探明了河姆渡文化早期聚落遗址在姚江流域分布的基本特征。

２、第⑥层下东西两部分发掘范围内２种性质的聚落遗迹，已初步发现两者在使用功能上的直接联系。这对认识田螺山遗址的村落布局形态和进一步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具有关键的价值。

３、发掘出土的多层次的一系列柱坑遗迹，一方面有序地代表了以挖坑、垫板、立柱为建筑基础营建技术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真切地反映出河姆渡先民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密切联系。可以证实此类建筑技术的起始年代应该至少在河姆渡文化第二期，即距今６０００多年以前，并能进一步明确，南方地区史前木构建筑中因围护与承重功能相分离而对建筑结构和形式所生产的深远影响。其中，多重垫板（木础）的建筑地基处理方式，在以往的几次类似发掘中也非常少见，对研究当时的建筑环境和施工技术具有特殊价值。

　　另外，已初步揭露的早期木构建筑遗迹，从野外多方面证据来看，它们的干栏式属性更加明确，规模更加壮观，技术更加成熟，并为复原建筑单元、探测村落布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４、对于发掘区内东西两部分早晚堆积的明显落差，通过地层关系的直接判断和出土遗物的参照比较，找到了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海平面快速上涨、自然和人文环境突变的一种比较明确的证据，为解释河姆渡文化早晚期遗存面貌的较大差异找到了重要的切入点。

５、田螺山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表明河姆渡文化从早到晚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６、通过发掘并结合钻探的手段，在距地表５米以下的深度里，在一般以为是生土层的青灰色淤泥层下的地下山坡表面，发现了一些微粒木炭。这一信息，为在姚江流域寻找距今７０００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遗存，揭开河姆渡文化的起源之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孙国平 黄渭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