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出发”—袁运生的艺术气象

收获歌（油画） 1959年 袁运生

　　5月7日，当代著名油画家、壁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先生于北京离世，享年89岁。

　　这位对中国现代美术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家，已然成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个案。他从江苏南通起程走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求学立身，到首都机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轰动艺坛，再到远赴北美浸润现代艺术思潮，晚年归土深耕中国传统雕塑与美术教育体系建构……回顾他走过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时代的印记之深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他还是他，一个怀揣初心、躬身坚守的有思想的艺术家。

　　谈到袁运生的作品，人们最为熟悉的是他在1979年参与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创作绘制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画面中，艺术家大胆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当时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而当人们的关注点从“裸体”的出现在彼时是否合宜抽离开来，回归到这幅作品的艺术语言与创作手法本身时，画面中迸发而出的少数民族群众旺盛积极的生命力、热切欢腾的节日氛围，以及极富傣族特色与装饰意味的色彩与图像得以被注意。这些元素勾勒出一幅自由、向上而热烈的少数民族生活图景，生动体现着作者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创作历程。而画面中傣族人民形象的描摹与表达，则可追溯到1978年，袁运生到云南西双版纳进行的一批白描写生，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地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仿佛欧洲现代主义的变革，毕加索与非洲、高更与热带、梵高和浮世绘。之后的机场壁画，成为他歌颂生命与自由的宣言，开启了一种艺术风格、一段思想启蒙的发端。

　　对袁运生来说，机场壁画事件仅是其创作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跳出历史给予的光环与标签，我们得以看到，在袁运生波澜起伏的一生中，每个阶段的创作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且与他彼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但无论身处哪个阶段，袁运生始终站在民族与传统的脉络上关注着中西方艺术、传统与现代等相关议题的发展。

　　1982年，袁运生受邀赴美参与壁画创作。初到美国之时，袁运生就拜访了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德库宁的工作室，后任教于塔夫茨大学、麻省大学、斯密斯学院、哈佛大学，1988年起在纽约成为职业艺术家。在美国的14年间，袁运生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系统研究了西方现代艺术，并用宣纸创作了大量纸本水墨综合材料绘画。在这些水墨实践，如《狂想曲》《黑色抽象》《线·象》等作品中，可见袁运生运用了中国水墨的材料，加以对点、线、面、体积、空间等形式语言的探索。谈及自己的绘画创作，袁运生曾表示：“中国画前人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精辟的理论，比如石涛的‘一画论’中所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念，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正是因为中西方不同观念的碰撞与实验，在彼此的相互转化之中，艺术家以中国传统体道方法，打通了连接西方现代艺术之路。

　　显然，西方现代艺术的浸淫并未使袁运生迷失。他从西北考察归来后写下的《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点。“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才是所谓继承传统的实质。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话下。魂兮归来。”这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使他在贴近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始终能以华夏文明进行嫁接与反思。因此，当得知中央美术学院要组建教师队伍时，他毅然决定回国。

　　1996年9月，袁运生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开启了他艺术人生的下半场。他深刻认识到：“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美术运动，我们最大的缺失，恐怕还在于失去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

　　他带着学生去各地石窟博物馆考察并先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袁运生提出了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进入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

　　“如果我们培养的学子根本读不懂云冈、麦积山的造像，读不懂敦煌的壁画，传承都做不到，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袁运生说。此后，他积极参与“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尝试为中国的美术教育提供更为“中国式”的造型经验。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摆脱叙事逻辑、纯粹是内心写照的《梦想家》《不屈的老人》等作品，也有部分持续了水墨综合材料绘画的实验作品，袁运生加以使用不同的材质如油蜡、色粉、蛋清等，使画面中充满了强烈的视觉表现力。

　　袁运生的作品类型很多，样式也很多，但贯穿他几十年创作的主题是生命。他始终在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作品总有一种“复调”式的结构，有时候表现的就是生命共同体、命运交响曲。他的笔墨语言也传递出勃郁的生命活力，将中国传统的线描、白描发挥到极致，将表现性的色彩运用得斑斓辉煌，这也是一种语言的生命意象。

　　2001年，袁运生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并亲自命名为“从中国出发”。这个展览标题，几乎成为他一生艺术道路的总结。他以其一生的探索揭示出，真正的现代性并不是对西方亦步亦趋，而是源于深度的文化自觉，即从自身传统中开掘出与当代世界对话的能力。正如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所说：“袁运生经历了西方艺术转型时期的思潮风雨，因此能更透彻地思考中国艺术应有的文化取向，提出重塑中华文明价值，在美术教育中贯穿中国文化传统，探索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等重大命题，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自觉，也是十分可贵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