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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红山文化足迹，探源中华文明

( 中艺网 2020年5月10日 )

去年夏季以来，随着良渚文化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话题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情形下，同样在申报世界遗产、同为中华史前文明的红山文化，也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诞生红山文化的辽西地区也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追寻地。

　　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929年春，河南省安阳洹水岸边的田野上，一群身着粗布衣裤的当地农民，在一位头戴遮阳帽、脖缠围巾的中国学者指挥下，正在对殷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主持这次发掘的中国学者叫李济，因1926年参加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而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由李济主持的这次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它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

　　通过对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李济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绝不限于商代，起源地应该在中国北方、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并呼吁：“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文明起源研究是个世界性课题。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以殷墟遗址为标志。经过包括李济先生在内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形成早于商代，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与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应从探索先商文化入手。那么，先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丛德新认为，从安阳往北，到辽西地区去寻找先商文化的范围，感受遗存的厚度、堆积的厚度，那里会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证据。

　　地处长城以北的辽西地区过于古老了，在这里举目远眺，可以看到一片片墟城。在这片土地上，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中华民族保留下先民们近万年来生生不息的活动档案。

　　位于老哈河下游的兴隆洼遗址是辽西地区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兴隆洼文化”命名地而蜚声中外。走进这个先民村，就会被那秩序井然、布局严整的村落结构所震撼！

　　环村的界壕足以抵御敌人的偷袭和野兽的侵扰，秩序严整的房址如同当代人的村镇规划。村落中央的大型房址，可以容纳百人聚会议事。没有一定集约程度的耕作、采集和渔猎业，是难以维系这样大规模村落生存与繁衍的。

　　厚胎夹沙灰褐陶、磨光处理的石器、镶嵌精美的骨器和人面像，证明这里的先民们已经跨进新石器时代的大门。还有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玉耳环，不知曾挂在哪位远古美人的鬓边。这个村落是氏族社会向部族转化的重要转折点，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已经基本完成。

　　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辽西先民们在陶器上的作画已经到了令抽象画大师们瞠目结舌的地步。飞扬灵动的神鹿、遨游太极的神鸟、多维的构图，流畅纯熟的笔法，使人难以想象这是约7000年前的艺术杰作。

　　进入红山文化时代，辽西地区的先民们终于把新石器时代推向一个辉煌的极致。猪、鹿、蛇集于一身的原始龙形图腾，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代代传承的人文精神；庙、坛、冢汇集一体的建筑格局，奠定了皇权社会最早的原始人文秩序。

　　红山人崇拜生殖，崇拜女神，崇拜红与黑的色彩；长于农业耕作，留下无数精美的彩陶器；首创下开山铸铜的先河，勾云形玉器，马蹄形玉筒，三连孔玉璧，胎儿状玉龙……不断的考古发现，向人们传达出令人身心悸动的文明信息——大约在5000年前的辽西地区，诞生了一个神秘而又高度繁盛的古国。

　　大甸子遗址，是辽西地区近4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面积7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房址和宫殿遗址，墙外有围壕，围壕北侧外为墓葬区。

　　1974年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墓葬804座，出土1200余件精美的陶器、玉器、漆器、骨器、铜器、金器等，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金属贝币。遗址内还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竖向错缝城墙垒砌法……

　　所有这一切表明，夏家店文明已由红山文化的古国时代进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时代，为中华国家的“原生形态”起着一种规定性的奠基作用。

　　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就注意到了位于辽西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城东北的那座褐红色山峦。

　　1922年至1924年，法国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辗转到达赤峰，收集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

　　1955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在他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里，首次将赤峰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诸遗址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近百年来，特别是随着辽西地区东山嘴、牛河梁等一次次发现震惊世界，红山文化所覆盖的辽西地区成为中华民族更老的老家追寻地。

　　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率先刊发消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新线索，辽西发现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考古学界推断，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曾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他说：“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以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的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实证，已经取得共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20世纪80年代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刚露头时，就明确提出的概念。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它不仅具有初级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还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苏秉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有超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文明起步，二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人类的文明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多个源头汇聚起的长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介绍：“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53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

　　伴随着红山文化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与深入研究，现已确认在红山文化晚期晚段，以牛河梁大型埋葬和祭祀遗址以及兴隆沟、那斯台、哈民忙哈等不同规模的聚落遗存为代表，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这意味着红山文明已正式形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原地区古代文明互相影响、融合发展。

　　红山文化历时1500余年，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其主要标志有三：一是以建筑、玉雕、陶塑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独尊一人式的王权确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内蒙古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孙永刚教授认为，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而以种植粟黍为主导的成熟旱作农业体系和发达的渔猎经济传统，也助推了红山文明的诞生与发展。红山文明核心分布区所在的内蒙古敖汉旗，就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通常来说，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

　　刘国祥说，西方的这一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玛雅文明、十八王朝以前的埃及文明没有出现城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等。因此，不同地域间文明化进程和特征不一，判断标准不可人为硬性统一。未曾中断的精神成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

　　刘国祥认为，红山文化具有巨大的物质层面成就，但更应该重视其精神层面成就，这是我们判断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准。红山文化时期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一个重要标志。

　　“甚至你会发现，红山文化的精神理念离我们很近，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遥远，我们当代人跟祖先是心灵相通、传承至今的，中华五文明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可以断定，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刘国祥说。

　　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打交道最多的还是石头。在诸多石头中，人们选择了玉石，并有过一个追求玉器比今天的人们追求黄金、汽车、豪宅还要神秘、疯狂的时代。

　　中国著名文物艺术品鉴赏家、玉文化学者岳峰说：“在学术界理论界有过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一部中国史，半部玉文化’。中国的玉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进程中一个没有间断的文化载体。”

　　考古证明，中国的玉文化就起始于8000多年前的辽西兴隆洼文化时期，而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石加工，已经到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在没有金属器的时代，先民们已经把钻、刻、磨、割工艺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认识，早已普遍应用到玉器的加工中。

　　刘国祥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雕琢和使用形成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礼制形态，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的玉礼制形态的重要证据，红山文化玉龙造型分为C形龙、玉猪龙、鸟形龙三类，玉猪龙对商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直接影响，为中华龙的本源。

　　红山文化时期最重要的玉猪龙发现，要数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猪龙。这件由村民张凤祥1971年修梯田时发现的玉猪龙，一开始并未引起重视，直至1984年才被确认是约5000年前由红山人精心制作的、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这件玉龙呈钩曲形，高26厘米，通体磨光，墨绿斑斓，姿态盘曲腾跃，颈上扬起一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势若凌空，那形体恰似一个“C”型，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郭大顺介绍，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龙造型已定型化，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一脉相承。他说：“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点。与之相关的，是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

　　学者王国维释“礼”字的初型为“以玉事神”。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习俗和祭祀遗存的规范化以及崇拜礼仪的制度化，是礼起源于史前时期最为典型的证据。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新全说，诞生于辽西的红山文化玉器很有特点，对于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这种文脉传承有开山作用。特别是C形玉龙造型，一直传续至今。

　　刘国祥认为，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传统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玉器发挥出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功能。

　　影响世界的中华农耕文明

　　在辽西地区赤峰市敖汉旗史前博物馆，展出着一种小米粒大小的黑色颗粒，它就是碳化了的谷物——约8000年前的粟(谷子，脱壳后叫小米)和黍(脱壳后叫黄米)。

　　敖汉旗是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北方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拥有上万年灿烂的史前文化，而这些文化都离不开当地一个古老的产业——旱作农业。

　　现有的考古资料和研究结果表明，敖汉地区是中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地。2002年至2003年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三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碳化粟黍籽粒。

　　经加拿大多伦多大学C14测定，这些碳化粟黍距今约8000年，比此前中欧地区发现的谷物早2700年左右。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熟的掘土、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形成。

　　每年的秋后，浅耕过后的敖汉旗农田中，错落的灰圈依稀可见，考古专家说，这是远古先民们居住的房址。专家们通过对房址中出土的先民遗骨进行C13和N15骨骼鉴定，证实了谷物已然摆在了史前先民的餐桌上。

　　石铲、石锄、石耒、石耜、石斧、石刀、石纺轮、磨盘、磨棒、陶罐、骨针、蚌器……大量与旱作农业息息相关的生产工具，见证了敖汉旗的旱作农业萌芽于小河西文化时期，发展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辉煌于红山文化时期，有着上万年的栽培史。

　　刘国祥认为，敖汉旗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由于食物资源有了稳定的保障，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分工加剧，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等级制度确立，以玉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为之后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及红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敖汉旗也是横跨欧亚大陆旱作农业的发源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刘歆益说，在农业全球化历程中，东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相互交流的明显的考古学证据。在距今约5000至4000年前，欧亚大陆发生了一次影响十分广泛的农业人口和农业技术上的大交流。原产于西亚的大麦、小麦和原产于中国的粟黍分别向对方传播。

　　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原产于西南亚洲、中国、印度、非洲的农作物系统最终联系在一起，史前农业全球化基本完成。伴随着史前农业全球化的完成，几个不同地区(包括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东南部)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复杂化随之展开。

　　丛德新研究员认为，以种植粟黍为主的8000年辽西农耕文化，是最早由东向西传播的东方文化因素，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重要文化交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物质贡献。

　　历经8000年的风雨和时代变迁，粟和黍这一古老物种不但没有在敖汉大地上消失，而且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时至今日，敖汉旗仍保留着粟黍后代的耕种，并保留着畜耕人锄的传统耕作方式。

　　2016年9月15日，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发射成功。而随着“天宫二号”一同前往太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那就是谷子种子，它就来自敖汉旗。

　　2012年9月5日，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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