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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中天：文交所激活文化实力创新之路期盼包容

( 中艺网 2017年6月28日 )

彭中天，江西人，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彭友善为徐悲鸿、齐白石弟子。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SCUPS）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库成员，江西省文联顾问，雅昌艺术网文化顾问，科瑞集团创始人、监事会主席。

　　细数彭中天的履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的身上有文化底蕴与金融思维的完美融合。自小的家学渊源让他有内在文化的浸染，从事的经济专业又让他具有缜密布局，也正是这样一个懂经济的文化人或说有文化的经济人才能创新性的提出“文化产权交易所”的概念，既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又促进现代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日前，被誉为“文交所之父”的彭中天先生接受了新浪文交所频道的专访，并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为我们剖析了文交所的战略地位、文交所所需的政策环境和监管策略等问题。

　　新浪文交所频道：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文交所存在的战略意义？

　　彭中天：文交所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所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走到今天，随着我们经济的崛起，由跟跑、向苏联向西方学习，再到一带一路这个典型事件，中国已经开始领跑世界了。既然领跑世界就该拿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模式。

　　过去我们简单的制造业是以消耗自然资源，利用廉价劳动力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它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物质资源，而是找到自己的优势资源，提炼新动能、构筑新经济。纵观历史，人类从农业经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到工业经济，依靠石油与煤炭来推动整个社会的高速发展，以满足人类物质需求。随着人们物质需求的欲望不断扩大，有限的物质资源难以匹配，人类必将进入到文化经济阶段，依靠挖掘、发展文化资源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存。

　　文化经济阶段需要全新的资源观，将文化资源视为与传统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同等的资源要素。中国最具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资源，就是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是我们的“文矿”。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我们没有把文化资源、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所以，全新的资源观需要全新的生产方式来对应。文化是灵魂、产业是载体，文化如何落地，转化为“文化力”推动社会发展，需要一个基础性条件，而文交所就是完成初期转化的基础设施之一。文交所作用就是要找到文化与文化价值，进行甄别，进行转化，它犹如一个采矿的工人、找矿的工人、发电的工人。

　　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但转化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沉淀五千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去发现、筛选，并通过一定的机制让它转变为经济价值，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满足老百姓日益提高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引导消费。

　　文交所的诞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孕育而生，它应该属于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应该是制度经济学的产物，不是纯市场行为。任何交易所都是一种自主安排，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我们的货币远远高于实物。如何控制风险，引导百姓的资金流向，并且看护好它，是当权者应该考虑的。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之一是改善货币的供给方式。如果说银行是我们国家回收货币第一个资金池，那么股市是通过自主出击和政府推动形成的第二个资金池，房地产是第三个资金池，这三个资金池对固化货币、对满足老百姓需求，对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功莫大焉。随着货币的增多，社会不断的寻找新财富，新的资金池亟待开发。那么下一个资金池在哪儿？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认为文化资产通过文交所、通过自主出击是可以提升为第四个资金池的，而这个资金池可能是前面所有资金池的总和。马克思说，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最简单的例子，随着中国的崛起，张大千超过了毕加索，成了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家。当前中国代表物质财富的GDP总量已经很大了，对应的潜在的文化价值也在同步增长。文化资源一旦通过文交所转化成为新的财富，老百姓能得到认同，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将翻倍。要比简单的发展工业经济，每年增长七八个百分点快得多。这件事从中国的发展模式到领跑世界、到防范金融风险、到提高百姓的幸福指数，再到动能转化，转变物质财富为文化财富，意义非常重大。

　　从反腐角度看，文交所亦有存在的必要性。国有文化企业的投资、采购和转让，由于文化资产的定价是一个世界难题，其中的管理漏洞非常大，也不利于保护干部。文交所从这个层面上说，除了回收货币、发现财富，从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保护干部的角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公开平台是让阳光照进来，是反腐最好的方法。

　　我希望决策者能从历史、现实、国家战略角度来看文交所，而不是拿着放大镜找问题。问题是肯定存在的，整顿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方式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弄不好，出于好心就办成了坏事。文交所的设立是政府推动以及特批下的产物，一直处在各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但在制度层面没有很好的设计，在日常监管上一度缺失，在风险前期控制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而当矛盾集中到一定程度时，急刹车的方式很可能会使矛盾提前爆发、集中爆发，诱发群体性事件，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新浪文交所频道：文交所是如何促进国家文化实力迸发的？

　　彭中天：文化资源是人类新财富，但目前的文化是有价值无体系的，所以不能称之为资产。文化价值体系的建立是发现隐形财富、重新认定文化价值的必要手段，是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产的必备前提。

　　文化的定价需要众多的百姓参与，在公开市场产生，通过大数据来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依靠公开平台进行数据采集。只有通过千万人的参与、通过市场的反复检验得来的价格才能形成价值体系。作为目前国内政府唯一认可的文化交易平台，文交所恰巧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最应该解放的就是文化力，在工业经济时代，金融力、科技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文化资源要转化为推动力，同样需要外部的条件来催化。所以我一直说文化要有两个翅膀，一个是金融，一个是科技。如何把科技和金融引入到文化资源的转化中，探索文化资源的资产化和资产的证券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我用文化力而不用软实力，因为软实力这个词是美国人发明的。中国作为一个未来的领跑者，我认为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权与定价权。在国际没有话语权就不能谈政治，没有定价权就不能讲经济，所以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话语权与定价权上要有所突破。所以，我提出文化力和文化价值体系是基于以上考虑，文交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定价。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市场，而我们却没有定价权，这是非常悲哀的。05年伦敦拍了个《鬼谷子下山》图罐，结果元青花全部涨了。买家是中国人，东西是中国的东西，却由别人定价，这是很屈辱的事情。所以，如何找到定价模式，文交所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定价逻辑从学术上讲分几个阶段。从古代一对一非公开，以物换物的定价模式。后来有了商铺，变为一对一公开议价体系。有了拍卖制度之后，成了一对多的竞价模式。文交所的定价模式是多对多公开定价。定价从一对一非公开转变至多对多公开，文交所实际上是从理论上解决了文化资源的公允定价问题。

　　多对多是需要一个专门的平台来支撑，文交所是要成为一个普遍定价的物质平台。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为何不能在定价体系上有所突破，来给自己的文化，乃至世界的文化定价。来促成我们文化力的发展。这是创新，也是一项国际上的重大突破。

　　下一步，文交所要做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公开交易平台，它所设计的产品又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和大众消费，那么对国家来说就是好事情，市场也受欢迎。只有我们有了话语权、定价权才能让世界的文化到中国来定价，让世界的投资者到中国来购买中国的文化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走出去，请进来，形成文明互鉴。我们是在用市场行为来证明我们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把文交所定义为独立第四方，从买卖双方到有中介加入到第三方再到第四方，这是业态的创新，是定价权的创新。所以只要把它设计好，我完全有信心，而且中国完全有资格，作为文化大国给文化产品定价，成为世界文化交易的中心。

　　新浪文交所频道：政策环境对于一个行业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您认为文交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是怎样的？

　　彭中天：任何创新都有生态、业态、形态三个层面。我们的政策环境就是生态，现在我们的政策环境批准了文交所的设立，但却没有其他的政策配套，没有法律保驾护航。证券有证券法，土地有土地法，文交所却没有相关的法律做支撑，这是生态的缺失。业态上文交所是中国首创，而形态创新就是交易品种与交易模式。这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三个层面。

　　政策环境在文交所探索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对实践的总结，我认为，要把文交所办好，首先需要高层从战略层面高度认可、高度重视，要调集相关的专家参与顶层设计。因为任何新财富的发现、新资本的生成实际上都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结果。

　　从中国的股市到房市都是政府推动的，而这恰恰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政府只要高度认可与重视了，我们的行政推动力度是非常大的。做好风险防控，文交所不是毒蛇猛兽，并不可怕。交易所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导向，恰恰又是集中交易，是可以借助制度设计来防范风险的。从产品的设计到整个交易制度的安排，都是可以通过事先的设定，事先通过沙盘推演计算出来，朝正能量方向引导去控制它的风险。

　　只要政府加强文交所的顶层设计，一定能够出台、找到好的模式。其次要对文交所进行分类指导，建议把它分成两大块业务，一块是基础性业务，配合现在的反腐需要，让所有国有文化企业的股权转让和社会性的采购让渡到文交所，成为它的固定业务。解决了各个文交所生存问题的同时，也规范了国有企业的采购交易行为，防范了腐败，从这个层面来讲，文交所有它的存在价值。

　　二是选定三到四家进行创新试点，比如说围绕着文化企业股权方向，围绕着版权方向，围绕着文化消费金融方向，包括原有的物权，都可以进行有力的探索，各试点分方向探索创新，设计好了之后经过专家认证、国家认定，然后全国推广。其他各地的文交所转变角色，成为会员服务机构。这三到四家作为核心的发起，作为真正的交易所发挥作用。这样能有效的达成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促进实体经济，促进消费，发现文化价值，实现价值体系。各地文交所又能够平稳的过渡。

　　文交所的顶层设计战略谁来考虑？文交所目前缺乏主管部门，这不利于创新。文交所在固定业务这一块应该是依靠宣传部，通过宣传部发文，指定业务进场，维持文交所正常的经营；然后在创新这一块，如果是从文化资产证券化角度就应该是纳入到证监会，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围绕着文化资产证券化进行探索，纳入到它的监管范围，给它创新的空间；如果是文化消费金融创新，就应该纳入到银监会或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中。

　　文交所是欢迎有主管部门进行管理的，但是现在没有一个部门纳入，都在喊打。

　　通过这次清理整顿，我们应当吸取总结教训。文交所本身是国家专门批准的社会公共化平台，监管、整顿的时候一下子就牵扯到了几个部门，证监会、银监会、商务部都参与了。但是实际上，文交所现在什么特许经营权都没有，没有固定的基础性业务，没有文化资产证券化、文化消费金融创新。它现在就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企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给予它任何授权和许可。它什么都没有又凭什么管它呢？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现在文交所做的是物权类的交易，适用它的法律就是物权法，它只是借用了证券的一些工具。（如果是它把文化消费用了众筹的工具，可能就涉及到银监会的一些范围。）借助证券工具做物权，就是一种创新。创新之所以为创新，它必须是突破的，它得跨界创新，你不跨界哪来的创新，创新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重组。

　　其实文交所只是个平台，顶层设计的研发及管理应当是由政府部门牵头去做，去创新品种模式，交易规则。交易所只管交易，理论上是不能做产品的。所以文交所成为创新的主体是不对的，创新的主体应该是国家。文交所在推动产品设计和顶层设计上确实力不从心，既要做裁判员又要做设计师。

　　所以主管部门应该尽早明确。在文交所批设开始监管部门就介入，而不是最后出问题才介入。既要管又要理，文交所才能规范发展，从而对中国证券市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产生巨大的贡献，成为国家和平崛起的新动力。

　　新浪文交所频道：文交所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去解决？

　　彭中天：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架飞机失事了，或者出故障了，我们坐下来分析，是飞机的设计图纸出了问题？还是造飞机的过程出了问题？是发动机出了问题？还是燃料出了问题？或者是跑道出了问题？也有可能是指挥塔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天气出了问题。所以当飞机出问题后要客观的分析，找到问题所在，然后再去对症下药。这样做才客观。

　　任何改革都是试错的过程，对于这种创新，尤其是有重大价值的创新，应该给予一定的宽容和保护。如果政府的管理没到位，顶层设计在风险防范层面没有做好，出现问题，政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对交易所这种模式完全不用过分担心风险，因为它的交易模式、交易流程、产品设计和契约合同都是事先设定、公开发布的，是可以事先论证和推演的，只要事先监管审批到位是完全可以防止风险的。现在问题是监管部门不到位，也不懂，更不鼓励创新，一旦出现问题便乱作为，更易引发风险。

　　像交易所这种模式，它的覆盖面很广，一个交易所就可以覆盖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干嘛要上百家呢？作为定价平台反倒把价格搞乱了。对于一个创新事物来讲，由于理论准备不足，人才不足，把资金分散是最不利于创新的。尤其是国家没有指定业务进场的情况下，每家文交所开业就面临着压力。为了生存，有可能出现迎合市场的情况，然后日常又没人监管，导致面对市场需求畸形发展。乱象问题的出现其实是一种病态的监管失控。

　　现在文交所出问题了，各部门人人喊打，这不是一个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应该坐下来理性的分析文交所到底对国家有利还是没利，利大还是弊大，怎么才能够理性引导它有利的一面尽多的实现，让它的弊尽量避免，这才是正确的考虑问题的方式。目前来讲，现在的措施虽然说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但由于在方式方法上简单粗暴，这种急刹车式的监管模式，是在用行政手段改变交易规则，极有可能集中引发社会风险而适得其反。

　　新浪文交所频道：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家关注的邮币卡电子盘T+0与T+5之争？

　　彭中天：我认为政府部门对邮币卡问题蔓延的趋势和已经积累的风险应该高度重视，整顿是必要的，我是赞成整顿的。只是整顿方法上，我对监管做法不认可。急刹车下，投资人亏损将变成永久性亏损，那肯定要闹事，因为你没有给别人留希望。

　　我认为正确的做法：一、控制风险的最好方法是风险流动。你得让风险流动起来，缓解矛盾，消化风险。一块木炭燃烧起来就存在风险，谁把它握在手上谁就会烫伤，但如果我们玩一个击鼓传花游戏，让它慢慢冷却，结果是谁的手也没烫伤，风险却在逐渐弱化直至消失。政府如果想改变邮币卡电子盘交易模式，也需要遵循一个渐进的过程。

　　T+5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通过减少交易频次来降低风险，但这和设立文交所通过大众参与高频交易去发现文化价值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把工具全撤了，如何创新？这是倒退！于国家整体战略是不利的。我今天买的不能当天卖，那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你要适应到整个现实生活中去。从而实现文化的战略目的，应该加强顶层的制度设计和产品模式研发。T+0、集合竞价、份额化交易其实都是技术问题，关键是看它为谁服务，是什么结果，工具是没有属性的，只要符合发展需要就是好工具。

　　第二个是风险替代。让前面亏损的人在后面交易过程中优先得到一些原始股，能部分的弥补亏损损失，这是规则制定上可以做到的，同时也是投资人可以接受的。

　　一个是风险替代，一个是降速，使风险流动。我觉得以上对于缓解这些年积累的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根本还是要找到新的出路。适度的控制，防止风险爆发。

　　问题需要究源处理，妥善防控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更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控制规则，提前布局。让监管阳光化，让老百姓放心参与。只有这样，文交所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潜力，为我国在文化经济阶段领跑世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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