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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考古学之父”拒做“收藏家”

( 中艺网 2009年10月8日 )

李济29岁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李敖说李济是台湾“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学阀”，“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

对历史稍有所知的国人都知道：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对殷墟的考古发现，构成了中国新史学的开端。然而当年主持发掘殷墟的李济，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却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甚至在相关教科书中也难以看到他的身影，以至于他自身的事迹也有必要进行一番“考古”了。

李济1896年出生于一个传统士族家庭，在那个危机深重的年代，人们对传统思想已丧失信心，试图为中国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并进而改造和拯救这个国家。李济一生虽然始终远离政治（但政治却不时找上他），但对文化传承与变革的使命感，却时时可见。

投考清华时他成绩平平，仅在备取榜中排列倒数第三，在校的七年半功课也很平常——他的一生都是如此，淡定但持久有力，含蓄而绵长。1918年赴美留学后，他以一种“啃青草式的阅读”方式，广泛涉猎相关学科，以至于原本入学时读的是心理学，次年却改读人类学和社会学，并最终对考古人类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所涉足的这片园地在当时是极为冷门的，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在哈佛“对中国的学问是没有地方问津的”；而国内的人对中国上古的认识仍停留在三皇五帝上，以至于当有位历史教员谈石器时代时，全体学生都以为是笑话而大笑，笑得他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

1922年从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后，他归国被特聘为讲师，比许多学生还年轻。人类学和考古学不算是正经的“国学”，颇受冷落。事实上，李济和那个年代的洋博士一样，对农历、中医、戏剧、对联和格律诗等国粹向来评价甚低，无论是治学路径还是学术规范，他所奠定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实际上都是一门直接受西方影响而建立的学问，以至于他一生的大部分著作，与中国此前的金石学相比极少有关联，倒像是一个外国人写出来的。但那事实上也是他一生自律的目标，即通过现代学术规范重建中国的古代历史，以严格的事实证据来证明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

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多操于西人之手（如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是瑞典人，他提出“彩陶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西方，遭到李济尖锐驳斥），国内的学者如董作宾等人，虽国学基础深厚，但并不懂得现代考古的理论方法和田野发掘。在那个年代，考古发掘是关系到中国民族起源和自尊心的重大问题。李济将实证的方法贯彻到他所主持的安阳考古发掘中去，许多规范迄今仍是海峡两岸学界遵循的不二法门。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仅奠定了他的学术声望，也震动了当时的史学界，使人们可以在事实证据（挖掘出的文物）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讨论和评价中国文明及史籍准确性问题，当时的学风为之一变。

李济从不私藏挖掘出来的文物。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基本的人格训练，而不仅如本书中所说的，是因为当时市面上出售的古物价值奇贵且多赝品。在他主持史语所考古组之初，就将“个人绝不收藏古物”订为一条铁规，并反复告诫学生，要拒绝从“考古学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这也是与传统金石学的一种决裂，因为他本人厌恶那种“半艺术的治学态度”，使得“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盖了“了解”，而且私藏文物对他来说是严重违背学术道德的污点。

这个绝不私藏文物、一生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学人，最终却在内战年代，为了保护文化而搬迁去了台湾。为了这个决定，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唯一的儿子自此两岸分离，尤其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说最可惜的是：他再也未能踏上祖国大陆，亲自去参与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了。

李济一生恪守“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强调治学的扎实，排斥“以论带史”。他也十分拒斥对学术的功用性观点，一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问他“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他十分不快，断然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也正因此，他一生淡泊而耐得住寂寞，从没想过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来获取名利或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学术道德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足以垂范后人。（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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