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瀑布沟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本报讯 为配合瀑布沟水电站建设，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市文管所、汉源县文管所及石棉县文管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４—７月在大渡河中游的汉源县和石棉县进行了瀑电淹没区首期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在建设方大渡河流域开发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田野工作已圆满结束，并取得重大收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淹没区进行了多次详尽的文物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为期４年８期的考古发掘计划，选定了４０余处遗址和墓地作为发掘对象，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抢救发掘淹没区文物的目的，并期望在大渡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建立，大渡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与岷江等大河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古民族构成以及民族走廊的形成和发展等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

根据调查资料，首期发掘工作选定了汉源县大地头遗址、桃坪遗址及墓地以及石棉县永和墓地等３个地点，发掘面积逾３０００平方米，发现并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宋时期的各类遗迹５１处，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各类墓葬３４座，出土各时期各类遗物逾千件。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发现于大地头遗址，该遗址位于汉源县大树镇大瑶村，地处大渡河南岸，分布面积约６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１．５米，由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和唐宋３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构成。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包括房屋基址１３处，灰坑３个。１３处房屋基址均为平地起建，平面呈长方形，分木骨泥墙式（６座）和石构式（７座）２种建构方式，以石构房屋基址尤其是成排的石构房屋基址最具特色。

大地头遗址Ｆ１８、Ｆ３０、Ｆ３１为同一时期修建的石构房屋，共１３间成３排布局，每排房屋基址由３—６个小开间组成，每小间面积大致相同，面阔约１．５、进深约２．８米。墙体均用块石垒砌而成，屋内有用石块环绕成的圆形火塘，居住面用碎石伴泥铺成。

石构房屋基址在四川以前仅发现于丹巴罕额依遗址和宝兴雅尔撒遗址，成排石构房屋基址在四川尚属首次发现，在全国也属罕见。

大地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可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有很少量的泥质陶。夹砂陶又可细分为夹细砂和夹粗砂２类，以夹细砂为主。陶色以红褐陶、红陶为主，另有少量褐陶和灰陶，火候较低。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另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弦纹、篦点纹等。器形多为侈口圆唇圆腹平底器，可识器类有罐和钵。

石器分磨制石器和细石器２类。磨制石器均通体磨光，有石斧、穿孔石刀、石锛、网坠等。细石器以燧石为主，另有石英和水晶。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以及石核和石叶等。

商周遗存发现于桃坪遗址，该遗址位于汉源县市荣乡桃坪村，与桃坪墓地重叠分布于大渡河北岸的二级台地群上。本次发掘共发现并清理了６个（条）商周、汉代及宋代的祭祀坑、灰坑和灰沟，１８座西汉至明清时期的各类墓葬。其中商周遗存包括商代祭祀坑和商周灰坑各２个。

２个商代祭祀坑均为圆形积石堆积坑，以Ｈ２保存完整，为多层积石堆积坑，口小底大呈袋状，坑壁经加工，口径１．１、底径１．２５、深０．８米，坑内共有３层积石堆积，其间以较纯净的填土相隔。各积石层均以完整或半完整的卵石铺就，卵石间放置各类的陶石器残件，其中个别陶器个体的不同部位放置于不同的积石层上，说明各积石层是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的，或者就是一次分３个步骤的某种祭祀、礼仪活动所致。各积石层共出土陶高柄豆、小平底罐、器盖、圈足器等各类商代陶器残片数百片（以夹砂陶为主）以及（玉）石凿、斧、砍砸器、盘状器等各类（玉）石器数十件。绝大部分陶器与三星堆文化中期同类器相同或相似，（玉）石器中数件汉白玉质地的凿形器则与历年在汉源刘家山遗址采集到的多件同类完整器十分相似，从而首次为这类玉石器找到了伴出物——商代陶器。另一个圆形祭祀坑Ｈ５仅残存积石堆积一层，出土与三星堆文化中期同类器相同或相似的商代夹砂陶器残片若干。此外，还在发掘区外围层位相同的台地断面上调查发现了另一个积（卵）石堆积坑，估计性质相同。

２个商周灰坑分别出土陶尖底杯（罐）、高柄豆、石斧等各类商周时期的器物数十件（片），陶器与三星堆文化晚期以及雅安沙溪遗址同类器十分相似，估计年代约为商末周初。

本次发掘的战国遗存发现于永和战国墓地，该墓地位于石棉县永和乡裕隆村大渡河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３万平方米。

此次共清理了１４座战国时期小型竖穴土坑墓，墓室长约２．５、宽约０．８米，墓葬排列整齐，分布有序，葬式大部为仰身直肢葬。出土包括银、铜、铁、陶、玉、石、骨器在内的各类随葬品共计２７０余件，器类主要有铜泡、削刀、剑、箭镞、耳环、指环、铁剑、环、陶碗、罐、釜、纺轮等，另有部分装饰品，主要是以铜饰件和玛瑙珠或料珠串成的项链。

依据墓向、随葬器物组合的不同，永和墓地的墓葬可分为３种类型。第一类墓葬的方向大致为西北向，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主要包括１件陶罐和２件陶碗；第二类墓葬的方向大致为西南向，其中随葬有陶器的墓葬陶器均系打碎后埋入；第三类墓葬的方向大致为西南向，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主要为２件陶罐。

从所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陶碗（豆）与岷江上游地区和滇西北地区战国中晚期出土的同类器相似；陶釜和圜底罐则与战国中晚期巴蜀文化中常见的同类器相似；铜剑为明显的巴蜀改装形剑；铜装饰品（如牌饰、手镯、指环、耳环等）与岷江上游地区和滇西北地区战国中晚期石棺葬内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据此推断永和墓地墓葬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

汉代遗存发现于大地头遗址和桃坪墓地，包括木骨泥墙式房屋基址１０座，灰坑４个，排水沟５条，井１口（除１条排水沟外均发现于大地头遗址），西汉土坑墓５座（大地头遗址２座，桃坪墓地３座）。西汉土坑墓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３类，其中桃坪Ｍ１为大渡河流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形制最大，等级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的西汉墓葬。

桃坪Ｍ１为带竖井式墓道的“凸”字形竖穴土坑木椁漆棺墓，墓葬形制较为少见。墓口长１０米（含墓道），墓室最宽处５、深３．３５米。墓葬结构分为墓道和墓室两大部分，墓道为竖井式，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下部筑有二级熟土二层台，底部为长方形椁室，椁室又分为棺室和头箱２部分，棺室内可见朱漆木棺残痕，尸骨位于漆棺东侧，为仰身直肢葬。尽管Ｍ１早年曾被盗，但仍出土了包括鎏金铜、铜车马器（冥器）组合、“田临私印”铜印章、铜锺、铜洗、铜、铜刁斗、铜釜、铜拍形器（暂定名）、铜牌饰、铜带钩、铜“五铢”钱币、铜格铁剑、环首铁刀、环首铁削、铁夹、铁鱼钩、铅网（线）坠、陶俑、朱髹陶罐、拍印纹大陶罐、陶水井、陶灶、石黛板、海贝、鹿角、兽骨、漆器残痕在内的各类随葬品４００余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初步认为Ｍ１的下葬年代约为西汉中晚期。

南北朝遗存均发现于桃坪墓地，共清理３座土坑竖穴砖室墓，砖室狭长，平顶，个别墓砌有耳龛。墓砖均取自早期砖室墓（主要为东汉时期），随葬品有青铜串锅、铁釜和圈足陶碗等，其中铁釜可能直接取自东汉砖室墓，埋葬习俗甚为独特。


唐宋遗存发现于大地头遗址和桃坪墓地，包括唐宋时期房屋基址１处（大地头遗址）、灰坑１个（桃坪遗址），宋代砖室墓２座，宋代土坑火葬墓１座，唐宋时期瓦棺葬墓６座（墓葬均发现于桃坪墓地）。瓦棺葬墓除１座可辨认为土坑瓦椁砖棺小孩墓外，其余５座均为平地瓦棺火葬墓或二次拣骨葬墓，出土宋代素面砖、绳纹瓦、素面瓦、铁棺钉以及汉代花边砖若干。

田野发掘结束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举行了发掘成果汇报会，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对本次发掘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们认为：１、瀑电淹没区首期地下文物考古发掘，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战国、汉、南北朝和唐宋等诸时期的文化遗存，不仅延续时间长，文化遗存及出土物丰富精美，而且文化因素多样，人文生态复杂，发掘成果出乎想象。２、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陶器与岷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有密切联系，细石器遗存又与西藏、云南同时期的细石器文化存在可比之处，联系到商末周初的雅安沙溪遗址还存在大量的细石器遗存，应当说大渡河流域和青衣江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历史相当悠久，分布相当广泛。３、含有强烈三星堆文化因素的商代圆形积石祭祀坑群体以及商代中期——商末周初蜀文化陶器群出现于汉源，证明桃坪一带在商代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祭祀场所，同时证明岷江流域早期蜀文化的影响在商代已达大渡河中游，这必将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商代祭祀场所的比较研究以及早期蜀文化的分区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４、永和战国墓地不同类型墓葬的出现以及出土器物含有多种文化因素的现象，应是大渡河流域民族背景复杂、文化交流频繁的考古学反映，巴蜀式铁剑的出土，更填补了四川地区此类器物的空白。５、包括桃坪Ｍ１在内的众多汉代遗存的发现，充分反映了汉武帝以后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状况，桃坪墓地应为一个重要墓地。６、南北朝砖室墓、宋代火葬墓以及瓦棺葬应属非汉人墓葬，极具研究价值。７、本次发掘出土的一批器物，如巴蜀式铁剑、带秦文化风格的陶俑、双鱼纹铜拍形器（暂定名）、四龙透雕铜牌饰（暂定名）等，不仅制作精美，且较为少见或仅见，具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在认真总结本次发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相关课题的深入，相信后期工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收获。
（雷 雨 胡昌钰 周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