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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抛妻弃子 弘一大师为何要做减法?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8-09-18
  1918年8月19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李叔同抛弃妻子,将书籍、字画赠予他人,安置好金石诸物,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字弘一。后世人称“弘一大师”。

  李学贯中西,早年曾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1905年他赴日留学,也曾深信文艺可以救国,一如大先生鲁迅。1916年,37岁的李叔同在日本杂志上读到关于断食养生的文字。之后,他跑到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天,回学校后受马一浮的点拨,最终遁入佛门。

  李叔同信佛最初其实是从幼年开始的,至于他在鼎盛之年抛却名利,则与社会与时局似乎不无关系。与诸多万念俱灰皈依佛门的人不一样,他是因为信仰而选择放弃世俗生活。佛教于他,是一种事业。抗战爆发后,法师手书“念书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可见一斑。

  弘一大师深信念佛可以救国,与周大先生深信写作可以救国是一回事。这种信念的深层次理论基础是:救国需先拯救人心。至于他们使用的方式,则大为不同。鲁迅认为“批评就是建设”(这话是后人说的,并不受欢迎),就是最深沉的爱恋。而弘一的方式,则在于传播善念。前者手段激烈,非常硬;后者敦厚,似乎非常软。

  我私下里揣摩,李叔同遁入佛门,固然与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与整个社会的沉疴有关,恐怕与其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幻灭感也不无关系。盖人年轻的时候,对未来总是抱有极高的期望。尤其是天赋高一些的,往往怀揣着拯救黎民、兼善天下的志向。一旦人到中年,梦想着地。软着陆的,幸运一些;遇到硬着陆的,则万念俱灰。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无意或者说无法进入仕途,实现改革社会的目的;个人性格儒雅,也懒得像鲁迅那样激烈。在重重幻灭之下,采取减法,减去种种压力与重荷,可能就是必须的选择了。

  我不禁想起台湾岛上的一个激烈人物——郭衣洞,笔名柏杨,一生性情刚烈,后来因为“大力水手案”被构陷逮捕入狱。在监狱里,他仍然怀念自己与蒋经国的情谊,给小蒋先生写信并希望对方能施以援手。他的天真与幻灭是伴生的,是在一起的。

  信心满满,满怀憧憬,饱受挫折,思想幻灭????一代代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回首我们的传统社会,留给年轻人的空间极少。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遗产,似乎也就是两个字:挫与扼,像两道暗影。

  我依然很喜欢李叔同。他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影响了无数的人。当年学习键盘,第一支曲子就是这支《送别》。曲调简单但是悠扬,一唱三叹。就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有味道。虽然终于不记得怎么弹了,但这首“长亭外”,我偶尔还会唱几句。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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