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徐悲鸿与傅抱石之交谊

今年这个夏天，傅抱石先生的次女傅益璇和次子傅二石相继离世，令人叹惋连连。最后一次见到二石先生，是在2014年北京画院举办的“踪迹大化——傅抱石诞辰百年画展”开幕式上。彼时，廖静文先生也出席了，她面容清癯而精神矍铄，不时地与邻座的二石先生侧首低语，脸上流淌着故交相晤的亲切暖意。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翌年6月，廖先生辞世。每当脑际浮现出这亲切温暖的一幕，本于艺术史研究的职业习惯，总会由之联想到现场之外的两个人——徐悲鸿和傅抱石。

　　他们同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家，也是一对友人。确言之，徐悲鸿是对傅抱石艺术事业予以巨大帮助的师长辈，交谊在师友之间。1931年溽暑中的南昌，徐、傅二氏初见。傅抱石青衫一袭，怀揣书稿、印谱与画作拜望了当时已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掌门人的徐悲鸿。挚言百千，神契恨晚，遂慨然订交。后经徐悲鸿向江西政要举荐并力争资助，促成了傅抱石的赴日留学。傅抱石在日期间，勤学苦读，于艺术史研究和刻印、绘画等皆所获累累，1935年的东京银座个展即是留学成果的一次汇集。徐悲鸿虽未能亲临现场，但在他为这次展览的题词中足见一份深沉的欣慰。

　　傅抱石归国后，经徐悲鸿引介，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梅庵之旁，六朝松下，又是两人同事生涯的开始。抗战军兴，傅抱石举家西迁，寓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而徐悲鸿为筹募抗战军费游走南洋。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学界对两人的交往和关系无多置喙，而这变成一个颇具言说意味的问题，缘起于1942年傅抱石的重庆壬午画展。较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来自常任侠先生，他曾讲到，傅抱石举办这次展览，一个重要初衷是为了展示自身史论研究之外的精良画艺，与徐悲鸿赌气争胜，只因为此前不久徐氏曾回绝了他欲执中国画教席的愿请。这一说法得到了包立民、林木等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在他们的文章中据此一说延伸开来，谈到二者艺术观念上的赫然差异，遂将二者划分到了两个不同的艺术阵营中。

　　其实，如果说到傅抱石在事业和人际等方面的压抑，在其回国最初的两年中已经有所流露。他曾经抱怨过中央大学的体制格外看重留法学生，以致他一度想北赴与留日生关系较密的北平师范大学谋职。这则材料透露的深层信息，可推测为由于他在求学背景、艺术观念、朋友圈等方面与留法画家的不同而带来的事业和生活上的被边缘化。因此，如果徐、傅二氏真的存在这方面的矛盾，也绝不应该是延迟到1942年才骤然徵现的。

　　考察两人的关系问题，似乎不必将思考的线索过于繁复化，最宜循着本真的人性方式将问题还原到他们生存的历史原境中。笔者认为，徐悲鸿之所以对名不出南昌一隅的青年傅抱石如此亲近和提携，还潜隐着一个至为关键的情感基点——傅抱石的成长经历与徐氏自身存在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而胸怀艺术理想的年轻人，独凭一己才华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毅然壮行，为了解脱苦难的生活也为了靠近纯净的梦想，不惧辗转劳辛，兀自悲喜万端。这种近似的出身和迹历令徐氏在心灵深处对青年傅抱石滋生了本然的亲切感，发自肺腑地乐于助佑其踏上理想之途。抛却若干琐碎的考证和无解的复述，这一声来自生命内部的情感共鸣应该是二氏交谊中最本质的联结。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赴任北平艺专校长，傅抱石则随中央大学东归金陵。傅抱石购宅于傅厚岗，与徐悲鸿南京的旧宅一墙之隔。虽徐氏已徙北平，但其前妻蒋碧微仍住在这座院落直至1949年初。此地离中央大学旧址不远，笔者曾自当时中大艺术系所在地梅庵出发，步行至此，沿途用心体察着当年徐、傅两位先生下课后款步还家的情景。在傅抱石的口述中，提到这里是他最钟爱的宅院，绝非汉口路现为傅抱石纪念馆的晚年居所可比拟。人俱故，缘犹长。如今，南京傅厚岗这两座老建筑依然安静地伫立在原地，青砖小楼，绿树满庭，嘤嘤鸟鸣不时跃出墙外，活像一对饱阅沧桑又欣然言笑的旧邻，坦诚见证着20世纪美术史上一段渐被遗忘的烟云过往，歌哭歌笑两从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