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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实为盛世危图?大胆讽谏宋徽宗未接受

中艺网 发布时间: 2015-09-23



  日前,“石渠宝笈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场面火爆,《清明上河图》10年来首次面向公众亮相,引游客排起长龙参观。然而,普通观众往往看个热闹,却不解其中门道。
  近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著书《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以他多年的研究,试图解开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下称“《清》卷”)内深藏着的历史密码。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余辉表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
  细节·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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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的惊马
  官马遇黑驴受惊,隐喻了官民之间的矛盾,预示后面还将发生更大的险情。
  虚设的望火楼
  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中无一人守望,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军队从事商业运作加剧了军队的腐败。
  惊悚的船桥险情
  画中描绘大船即将撞击拱桥,纤夫奋力抢险,船与桥欲相撞,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到了高潮。
  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但没有一个督粮官和兵卒到场监运,显然,所有的粮船中没有一条是官船,这意味着朝廷丢失了国粮的储运能力,揭示了潜在的官粮危机。
  慵懒的递铺官兵
  画家在城门外附近画有一户宅院,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或打瞌睡,或倦意明显,慵懒的官兵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保护。
  严酷的党争事件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撤防的城门
  画中城门洞开,城防机构改成一家税务所,城门前后、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把守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
  沉重的商税
  城门边,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字,引起货主们的不满,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一场景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
  侵街的商铺和拥挤的交通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性泛滥。(记者宋磊整理)
  画中数十兵卒,没有一个像样
  余辉认为,张择端在《清》卷里描绘出庞大的社会场面、丰富的生活细节,不可能是遣兴之作。“他所表现的、特别是反复表现的事物必定是他强调的问题,画中充满了他对周边事物的好恶和期待。根据他画什么、删什么,可洞悉到画家的政治态度与思想。”
  《清》卷中,“望火楼”无人把守形同虚设,“潜火兵”的营房改为饭铺,军巡铺改为军酒转运站,河道无人巡航,满船的私粮在京师囤积,督粮官却无影无踪,城门无人防守,胡人随意进出,士兵精神懈怠……“画中绘有810 多人,涉及各行各业,画中绘有数十兵卒和马弁,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兵。这样的描绘重重地鞭挞了懒惰的宋军。其绝妙的讽刺性构思体现出画家‘狡黠’的个性、黑色幽默的手段,饱含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评定和批判。”
  余辉指出,张择端在描绘徽宗朝初年商业繁荣的明线背后,交织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暗线: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时挽回败政。”
  懒散的兵卒
  税务所门前,因税款发生争执
  大胆讽谏惜未奏效
  张择端在画中大胆暴露危机、针砭时弊,是什么让他如此毫无顾忌?“这种政治勇气来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即台谏制度。”余辉说。
  北宋朝政从立国之始对谏者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来自于宋太祖“文德致治”的基本国策。北宋的谏言方式,越往后越激烈,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朝官谏上,而且还有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参与,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谏的现象成为普遍。
  与此同时,北宋后期,贫富对立、亡国危机日益凸现,一种怨愤的情绪蔓延全社会,形成了百姓仇官、清官仇贪的愤懑之情,也浸透在北宋画坛、文坛中。“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文学艺术家更加大胆、直接地参与抨击时政的言论,表达民怨,其中最大的艺术特性就是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手段。”
  余辉认为,《清》卷中的讽谏因素不是孤立的,是徽宗朝戏剧和文学通行的表现手法,这是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所默认的,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朝政对言路的开放程度。“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很遗憾,这件作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余辉说,当时的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将该图赏赐给外戚向家,“他又错过了历史给予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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